随着一篇调查性报道见诸《中国青年报》，女大学生热衷嫁入豪门、频繁相亲的现象，引起社会多方议论，而且多以批判为议论的基点。我看到的最上纲的批评，是由女大学生热衷嫁入豪门而反思“社会结构的失衡”。 

　　我想，所有的批评都有道理，所有的情绪都有来由。坦率地说，任何涉及女子择偶倾向的消息，都必然引起舆论的高度兴趣，因为在一个依然以男权为主的社会中，女子择偶倾向的变迁，反映的却是不同群体男性之间权力的消长。当以受过高等教育为标志的“高素质”女子群体，也开始热衷嫁大款的时候，不掌握经济权力，却几乎独享舆论权力的评论家们，怎么可能不痛心疾首地伏案抨击呢？要知道，在此之前，“波大无脑”的美女，已经先行被大款们掠去了一回呀。在这个意义上说，有脑无脑的优秀女子都被大款独占，确实曲折地反映出有钱无钱的男性之间权力分配的“失衡”。 

　　但是对于女性“傍大款”的选择，我一向都抱比主流舆论更宽容的态度。如果一个社会已经为金钱赋予充分的权力和相应的正面价值评价，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要求女性对此视而不见呢？对女子“傍大款”的同一事实，站在男权主义的角度，可描述为女性选择最有权力的男性为偶；以社会学角度观察，是女性借助择偶机会，占有尽可能多的社会资源；回到生物学角度，则是女性本能地寻求自身及后代的安全和自由。而无论从哪个角度，每个女性个体做出的都是“理性”的选择，谁都不必为“社会结构失衡”负上责任。如果评论家们对女性择偶取向的集体倒戈确有不平，该抱怨的也是自己为什么如此无能，以至于让自己坚守的价值，在社会的整体价值体系中迅速贬值。 

　　关于改革开放，有无数基于宏大叙事的阐述。而在我看来，改革就是一次回归，一次从理想向现实、从崇高向本能、从革命向常态的回归。伴随着这一回归的，则是一系列价值标准乃至整个价值体系的回归。对于年龄稍长的人来说，只要回顾一下“国防绿”曾经拥有的无上魅力，就不难理解在那个号称打碎一切特权的时代，权力的光芒依然会以多么曲折的方式投射到女性的眼中。而在上述回归过程中，权力、金钱和其一系列衍生物，纷纷抖落曾经层层装点的文化外衣，赤裸裸地向世界和女性宣示着力量。如果说这一回归的过程中确实有什么失衡，或许就是出于补偿的饥渴，而使回归的过程太过急切，以至于失去了本来应有的制衡。 

　　其实所谓文明，就是人类独占世界之后，不得不代行“天道”而进行的自我约束，它的当然使命，则是不断与人类的自然属性做顽强的抗争。男女之间双向性权力的平均分配，就是最大的成果之一。 

　　所谓女大学生热衷嫁入豪门，其实是一个不太真实的命题——眼下的中国，有多少豪门可供女大学生们“热衷”？女大学生重拾相亲手段，在诸多标准中，财富标准占有较大权重，其实不过是置身一个莫测社会中的自保手段而已——既保自己此生，也保子女的延续。全世界大多如此，中国曾经例外。现在终于回归，证明中国的改革确实愈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