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仰：老渤海精神与钱袋子、笔杆子

　　最近去了一趟山东滨州，走马观花实地了解了滨州的历史文化。山东去过很多次，也走了不少地方，但滨州是第一次去。以前只在文字中了解一些滨州的历史片段，这一次到滨州使我发现不少连接的纽带。例如，我在上海多年，上海“南京路上好八连”非常著名，毛泽东主席曾赋诗《八连颂》予以赞扬。这一次到了滨州我才知道，“南京路上好八连”这支部队就诞生于滨州。我的大学母校是上海交通大学，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签署任命书，任命彭康为上海交大校长。上海交大后来分出一部分内迁，成立西安交大，彭康又任西安交大校长，他交大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这次到了滨州才知道，交大前校长彭康曾经在山东任渤海区党委副书记。那时候的渤海区就是今天滨州一带。

　　中国共产党很早就在山东扎根，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是日占区，八路军和游击队在这里开展了敌后抗日活动。日本投降后，国民党“下山摘桃子”，渤海区是当时山东境内唯一没被国民党占领的地方。渤海区于1944年建立，东至胶莱河，西抵津浦线，南迄胶济线，北止天津南，东北濒临渤海。最多时辖6个地委，55个县，当时总人口1000多万。它以滨州为中心，包括今天的沧州、德州、济南、淄博、潍坊部分地区。抗日战争时，这一带成为山东最大的平原抗日根据地，青纱帐是主要掩护。解放战争时，这里成为山东三大战略区之一，是华东战场最重要的后方基地，供养了华东局和华东军区40万转移大军，有82万农民踊跃支援前线，20万热血青年参军，6000多名干部随军南下。最早进入东北的部队从这里出发，在这里组建或休整后的部队，解放战争前后，北抵黑龙江，南至海南岛，西达新疆，东赴朝鲜。至抗美援朝结束，这里共有5.5万多名英烈为国捐躯。解放战争时，这里的干部群众喊出“要粮有粮、要人有人”的口号；一块布、一粒米、一个人都要支援前线；母送儿、妻送郎，屡见不鲜；有一家四口参军，有一个宗族一百多同一姓氏的子弟参军；可歌可泣的故事难以尽述。

　　以滨州惠民县为核心的渤海区，拥有红色文化浓厚的基础，如何利用红色文化为今天服务，我觉得这是一个大课题。以往全国各地弘扬红色文化大都以军事斗争为主，舍生忘死的前赴后继，惊心动魄的战火硝烟，对于提炼和陶冶情操的确有作用。但对于滨州来说，由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没有发生重大战役，滨州子弟兵大都是奔赴其它地方流血牺牲。因此，在本地发掘军事斗争题材不是滨州的强项。我认为，滨州发掘红色文化题材，应该从经济和宣传两方面着手。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并非只是枪杆子胜利，在枪杆子胜利的背后，实际上还有钱袋子、笔杆子的胜利，三者缺一不可。

　　刚到滨州，我就对当地领导说，渤海区当年有北海银行。当地领导说，在红色文化的展览中有这方面的内容。当我参观这些展览时，我发现关于北海银行内容不多，大都只是陈列北海银行当年发行的纸币。陈毅元帅曾经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几百万农民用小推车推出来的，在这几百万农民中，就有82万滨州的农民。他们为何能推着小车支援前线？为何能“推出”一个新中国？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根据地、边区政府实行的经济政策，其中，北海银行等金融机构推行的金融政策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比方说，北海币在解放区流通，取代民国政府货币和实物货币成为本位币，解放区大量物资支援前线，却没有造成物价飞涨。与之相比，国统区严重的通货膨胀是国民党大失民心的重要原因。那么，共产党在解放区的金融政策与国民党有何根本不同？这一点值得深入挖掘。

　　前不久，有影视机构找我做纪录片的策划，我写了关于“红色金融”的内容，结果，制片方要求避免这个提法，我对此项目也没了兴趣。我能够理解制片方的心态，当今中国，一说金融，当然是华尔街最“高大上”，央视为此没少投入，花费了大量笔墨讴歌从荷兰股票市场到华尔街的“光辉”历程。在崇洋媚外的大背景下，谁还会在意中国共产党这些泥腿子的金融理念、金融政策？而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从江西根据地开始就有自己独特的金融理念。从江西到延安，从抗日敌后根据地再到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区，共产党的金融政策是它能够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1948年12月，共产党在河北石家庄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的北海银行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我认为，如果能从学术上认真研究和总结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和制度，其价值绝不亚于诺贝尔奖，只不过西方人很可能会贬低这种价值。当今中国不再以军事斗争为主，经济建设成为首要目标。因此，共产党历史上的“红色金融”如何总结、如何为今天的经济建设服务，这应该成为滨州大力发掘的一个重点。

　　北海银行在“卢沟桥事变”后建立，到1949年改为“中国人民银行山东分行”，十一年的时间里，因为战争原因，总行辗转山东各地，从鲁东南的滨海区到鲁西南，从鲁中到鲁北的渤海区，总行多次搬迁，分行遍及山东各地。它的存在，有力地支援了军事斗争，为军事斗争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也使得军民鱼水情、人民子弟兵不只是一句空话，而是实实在在的现实。这一红色金融所体现的经济政策，对于共产党的最终胜利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通俗点说，共产党除了获得对于国民党的军事胜利，同样获得了对于国民党金融战的胜利。这一点，在今天中国主权金融与国际金融相互较量的大背景下，仍然有着重要的价值。但这么多年来，我们在学术上、理论上对此的总结严重不足。也许，滨州可以在这个领域加强研究和发掘力度。

　　如今，滨州虽然不算山东经济最发达地区，但在经济建设领域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当地领导在介绍滨州近年来的经济成就时，偶尔提到说有些老百姓觉悟不是很高。对此我想说，有些群众觉悟不高，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即便在解放战争时期，渤海区作为重要的解放区，1000多万民众中，觉悟不高也同样存在。但那时候为何能做到万众一心？关键就是宣传，枪杆子、钱袋子、笔杆子，缺一不可。早在1939年，共产党就在山东创办《大众日报》，时间几乎与创办北海银行同步。北海银行历史上因为战争原因还有中断，但《大众日报》从创办之日直到今天，70多年间，从来没有停过一天。它是中共山东省委机关报，也是迄今为止全中国连续出版时间最长的报纸。我不知道这个记录算不算世界纪录，但它已经说明中国共产党山东省委非常重视宣传，其宣传效果也卓有成效。省委机关报冠以“大众”的名字，创刊一周年时，毛泽东为之题词，这个名字已经显示出共产党与“大众”的血肉联系。

　　除此之外，卢沟桥事变后，冀鲁边区还出现了共产党创办的《烽火报》、《胜利报》、《前锋报》、《群众报》等各种报纸。后来，因形势需要，各种报纸改版、合并，《烽火报》改为《冀鲁日报》，又与《群众报》合并成为《渤海日报》，成为中共渤海区委的机关报。翻看这些旧报纸，上面的文章用今天的话说，都是非常“接地气”的文章，很多直接就是面对老百姓的大白话，通俗易懂地阐述共产党的道理，为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宣传。在报纸之外，冀鲁边区在1938年还成立了“总抗日文化教育救国会”，简称“总文救会”，下设印刷厂。从石印到蜡印、铅印，不仅印制纸币“北海票”、“渤海票”，还印制各种抗日文件、公告、捷报、歌曲、剧本、说唱鼓词、儿童读物、马列经典、小学课本、宣传小册子。这些宣传品不仅在边区发行，也流通到敌占区、国统区。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在山东的活动始终注重宣传工作，并以生动、活泼、多样的宣传，取得了卓有成效的佳绩。密切联系群众的宣传工作，配合中央的指示要求，融洽了党群关系，激发了群众热情，对山东成为重要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战争的重要战场及大后方提供了强大的群众基础。

　　对于今天来说，宣传手段变了，网络、移动通讯已逐步取代传统媒体。对此我们应该意识到，首先，宣传的重要性没有改变，笔杆子从来都是权力的一部分，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或松懈。其次，当年密切联系群众、关注群众休息相关民生事务的宣传内容同样重要，说大话、说空话的宣传不是共产党的传统。第三，虽然新媒体日益重要，但是，中国以及山东，包括滨州，还存在着区域差异，新媒体在城市中的作用较大，而在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传统媒体以及传统宣传方式依然有较大的市场，因此，从宣传手段上说，传统与现代都要重视，而万变不离其宗的，是贴近民生、贴近群众。希望今天的滨州在宣传工作上能够继承和发扬老渤海区的精神，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把政策方针、经济建设、社会安定鲜活地融入到日常宣传之中。

　　滨州除了红色文化外，还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很多历史名人出生在这里，或与这里有人生的交集，例如孙武、伏生、东方朔、范仲淹、杜受田等。山东历史悠久，在传统文化方面，可以说山东遍地都是历史，与之相比，滨州传统文化虽然丰富，但特色不算明显。在这一方面，滨州应该挖掘和突出自己最具特色的内容。举一个例子。女子缠足被视为中国传统一大弊端，我曾经对曲阜孔府的女性家眷也都缠足提出批评。中国历史上没有必须缠足的法律和规定，相反却有禁止缠足的法令，因此，缠足只是一种流行风气，孔府女眷的缠足助推了这种不良风气。事实上，儒家传统也不要求缠足，以前我曾举例说宋代理学家程颐、程颢兄弟的后人也没缠足。这次到了滨州又知道，明清之际“一门七进士，父子五翰林”的滨州杜家的女眷也不缠足，而且，嫁入杜家的女性如果缠足，也要求放足。杜家最为出名的是清代咸丰皇帝的老师杜受田，这一家族秉承儒学精神，是典型的儒学世家，在当地很有声望。那么，杜家女眷不缠足这一举动，对于当地民众有什么影响？对于儒家的女性观有怎样的影响？从更大的层面上说，杜氏家族女性不缠足，对于破除儒家要求女性缠足、摧残人性的成见定识，能起到什么作用？说实话，参观杜受田故居时，我觉得与其多介绍“帝师”的荣耀，不如多挖掘、介绍杜家女性不缠足这一点。如果能从历史中挖掘整理杜家女性不缠足更多的细节，以及对周边的影响，它可能成为滨州在挖掘传统文化精华方面最重要、最突出的亮点。

　　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地都开始重视文化，这是值得欣慰的现象。如何在文化建设方面不落俗套，不跟风起哄、随波逐流，如何才能挖掘和发扬真正有价值、有特色的本地文化，这需要下功夫，也需要引进人才。滨州具有良好的文化传统基础，从几千年的历史传统，到近代的红色传统，除了发掘其中最有价值的内容，还应该深入研究传统文化与红色文化之间的必然联系。如果能在此领域有所建树、有所成就，对于今天及未来的中国，会有非常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