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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丽娟
我叫王兰,1948年出生,是内蒙古乌兰浩特市卫东镇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我原本有一个非常幸福美满的家庭,小我一岁的丈夫叫李国华,曾在镇政府工作(因患有心脏病提前病退),依靠退休金加上三个子女的供给,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1998年,我从县城的广场上接触了法轮功,听传功的人介绍说:“练这个功能强身健体,生了病不用打针、吃药就能治好,还能教人‘做好人’,甚至能‘一人练功,全家受益’。还说练这个功的人‘上层次’后不但不会生病,而且师父的‘法身’还会保佑弟子们一生平安,到最后功成‘圆满’时,还能上天‘成神成佛’”。受传功人的蛊惑,我加入了法轮功,并从传功人手中买了一本《转法轮》,回来后便投入“学法”和练功中。
为了早日弄懂弄通法轮功的功法和理论,我又买了一些法轮功的书籍、磁带等,坚持每天早上到练功点练功,回家后看有关法轮功书籍,还经常与工友们交流练功心得,很快就把法轮功的主要动作学会了。由于法轮功的心理暗示性和它的“五套”功法的气功作用,我习练了一段时间后,感觉老胃病似乎有所减轻,就觉得法轮功真是太神奇了,这更加坚定了我修练的信心。从那时候起,我成了法轮功的忠实信徒,把李洪志奉若神明,更加崇拜,还把李洪志的画像供在家里,每天为其烧香磕头。当时满脑子都是法轮功的东西,为了放下“情”,对家人的关心更少了,以前的嘘寒问暖、笑容可掬的脸再也看不见了。相信法轮功的“消业”说,不但自己有病不就医吃药,而且家人谁有病都阻止其看病、用药。一开始,虽然我的表现有些另类,但由于当时国家并未明令禁止,我丈夫及孩子们以为这玩意只是强身健体的东西,所以也就没有管我。但后来我所作所为,让家人越来越不理解,甚至经常发生矛盾。
1999年7月,国家依法取缔法轮功,大部分练习者都纷纷放下了法轮功,可我却认为教人“做好人”,还能使人“圆满”的好功,不应该取缔,所以非常抵触。后来功友告诉我,“师父”发出“经文”,要我们“走出去”,说这是“圆满的最后机会”。听到这些,我一下找到了主心骨,不但练法轮功的劲头更足了,还不顾家人的劝阻伙同其他“练功”人员一起到北京“弘法”,在当地散发法轮功宣传品是常有的事,以求“层次”的不断提高。2003年初,“非典”开始肆虐,人们大都减少外出,我却认为“师父”所说的“世界末日”即将来临,经常不顾家人的阻拦,出去动员别人“练功”,到处鼓动说一旦灾难降临,不信“大法”的人将会下地狱。后来,由于政府采取措施得当,当地未发生一起“非典”疫情,我却说是“师父”大发慈悲,用无上法力解除疫情,挽救了众生。丈夫因为管不了我,对我可奈何,只好整天生闷气。
更让家人无法理解的事是,我经常利用照看小孙子之机向还不懂事的小孙子灌输法轮功的东西。为了让小孙子早日得法,我教他练功,背经文,还用物质奖励鼓励他。在我的耳濡目染下,小孙子“精进”得很快,不但学会了一些功法,还会背一些经文,我认为这对孩子讲是给了他天大的好处。没想到2006年10月的一天,孙子的老师给我儿子打电话,说小孙子在幼儿园里和小朋友玩时大声叫嚷“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之类的话,说是奶奶教的。为此气得儿子媳妇火冒三丈,将家里面的法轮功“经文”、光盘等付之一炬后,要求我别再信这害人害已的法轮功了。我不但不听他们的规劝,反而非常生气,认为他们都是干扰我修炼的“魔”,还以跳楼自杀相威协。
由于我的缘故,丈夫不仅缺乏照料,还常常生气,身体情况每况愈下,2009年5月15日,心脏病复发,我不是第一时间求医问药,反而认为是丈夫“业力太大、罪业未除”,而他平日里又对“师父”多有得罪,所以“师父”这次没有管他,任其自生自灭。如果送到医院,“师父”就更不保佑他了,我就自己在丈夫旁边跪求“师父”为丈夫“消业”,看不见效,于是又把几位“功友”叫到家中给丈夫“消业”,等儿女们得到消息赶回家中时,他们的父亲已经离开人世,离世时刚满60岁。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八年的时光一天一天如流水般逝去,晚景凄凉的我,一想起丈夫就悔恨不已,更加痛恨法轮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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