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称超八成受访者认为公共景点门票太贵

　　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刘思敏建议，应该分类解决景点的门票价格问题：第一类是完全市场化的景点，价格应该由市场决定；第二类是完全公益性的景点，开发、管理、维护的成本应该由中央财政兜起来，门票实行政府定价；第三类是在公益性景点基础上，经过大力市场开发，公益性与市场化兼具的景点，其价格应该实行政府限价。

　　扬州瘦西湖门票从120元涨至150元，婺源景区门票从180元涨至210元，峨眉山门票从150元涨至185元……眼下，春季旅游不断升温，国内许多景区又掀起新一轮的涨价潮。近年来，只要每逢假期，景区门票涨价的消息总是不绝于耳。公众普遍感到，旅游景区越来越让工薪阶层去不起了。

　　撇开私人经营的旅游景点不说，对国家出钱打造和经营的属于公共资源的旅游景区，本应以公益为先，为维护景区进行适度收费为后。但是当前人们看到的是，许多本应具有全民、公益性质的公共景点，被异化成了地方利益的“钱袋子”。近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题客调查网，对7338人进行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83.9%的受访者直言当下我国公共景点门票贵。87.0%的受访者表示，现在许多原本是公共资源的景点，已经沦为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的牟利工具。受访者中，平时经常旅游的人占39.5%。

　　景区免费喊了好多年，最终免费的多是不知名的小景点

　　去年“十一”期间，湖南长沙某国企员工陈园园，带着外地来的朋友一起游玩长沙的著名景点岳麓山。岳麓山景区进山不需要买票，山中许多景点也都是免费的。当来到著名的岳麓书院，她们以为这里一样会免费，就直接往里走，却被几个保安拦了下来，告知每人要买50元的门票。“大家第一反应就是错愕。我之前还和朋友夸，长沙在公共景点免费方面做得好，谁想到光一个岳麓书院就要50元门票，真是太扫兴了！”

　　在陈园园看来，作为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岳麓书院是我国重要的文化遗产，在当下最大的作用应该是向公众传达人文精神、进行历史教育，而非卖票收钱。即便是日常维护，也应该由政府财政埋单。可是现在，作为已经向政府履行完义务的纳税人，想要在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中缅怀故人、陶冶性情，却得先交钱。书院的创办者、南宋理学大师张轼先生，看到今天书院卖票收钱这一幕，又会作何感想？

　　广州某私企员工周海波一直很喜欢旅游，但现在旅游花费太高，让他有些承受不起。他算了一笔账：以黄山为例，旺季门票就要200多元，一家人算上吃住和来回交通最少也要2000元。他现在月工资是3000元，一年下来一家人也就能攒下1万多元，去一趟黄山就要花掉一年积蓄的1/5。

　　“如果连仅有的一些自然景点也要收高价门票，对我们这些收入一般的人来说，在少得可怜的休假时间里，还能去哪里接触自然美景呢？我的孩子现在1岁多，真不希望他以后领略祖国大好河山的机会，被高价门票阻断。”周海波说。

　　国际旅游协会秘书长、北京大学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主任吴必虎教授，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在公共景点降价与免费方面，我国目前做得的确不尽如人意。景区降价与免费喊了好多年，最终免费的基本都是一些少有人光顾的小景点，至于大多数著名景区，降价幅度都很小。

　　“许多著名的公共景点本身就具有丰富的教育资源，具备绿色教育、生态教育、文化教育、国民教育等社会功能。让老百姓免费或花较少钱游览这些景点，虽然可能对一些机构来说减少了一部分收入，但却可以取得巨大的社会效益，所得远远大于所失。”吴必虎说。

　　景点管理部门把自己当企业，而非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提供者

　　为什么公共景点降价与免费如此之难？调查显示，“围绕公共景点收益已经形成利益集团”成为受访者眼中首因，69.7%的人选择此项，排在第二的是“景点管理经营部门降价与免费的意愿不足”(49.6%)，第三是“景点管理经营部门公共责任感缺失”(43.9%)。其他原因还有：“相关监管部门管理不善”(37.2%)，“景点管理运营成本高居不下”(22.8%)，“景点的市场需求旺盛，供不应求”(22.3%)。

　　知名旅游专家、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刘思敏认为，在市场中，许多旅游资源具有不可替代性，一些景区对旅游资源形成了天然垄断，当刚性的旅游需求持续旺盛时，景区就会有涨价冲动。另外，相对于发达地区发展旅游业以树立地区品牌、改善投资环境等为目的，一些欠发达地区的政府在发展旅游业时，具有强烈的直接营利冲动，倾向于通过门票涨价这一较低级的方式，来谋求直接经济收益。

　　“公共景点降价与免费难，根源就在于一些景点管理部门太把自己当企业，而非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吴必虎指出，在当前许多公共景点中，景点的管理部门与经营部门经常混淆不清，景点管理部门具有很强的营利冲动，看到游客一多，第一反应就是涨价，很少顾及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专家称高票价根源在于地方利益集团对公共景点的挟持

　　据媒体报道，著名景区杭州西湖自2002年10月对外免费开放以来，取得了“名利双收”的效果。杭州市旅游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02年杭州市旅游总人数为2757.98万人次，旅游总收入为294亿元。到了2011年，旅游总人数达到7487.27万人次，旅游总收入为1191亿元。与此同时，自西湖免费开放以来，杭州先后获得“联合国人居奖”、“国际花园城市”、“中国最佳旅游城市”等称号，免费的西湖成了杭州最大的品牌之一。

　　“西湖模式”能否为其他公共景点所复制？刘思敏认为，西湖“免费+周边消费”的运作模式，的确创新了景区保护、管理经营的理念和机制，为具备相似条件的景区，提供了可以借鉴的道路。但全国景点特点各异，不可能轻易将“西湖模式”在全国复制。想要真正解决景点门票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入手。

　　他建议，应该分类解决景点的门票价格问题：第一类是完全市场化的景点，价格应该由市场决定；第二类是完全公益性的景点，开发、管理、维护的成本应该由中央财政兜起来，门票实行政府定价；第三类是在公益性景点基础上，经过大力市场开发，公益性与市场化兼具的景点，其价格应该实行政府限价。

　　“我国亟须建立国家公园制度。”刘思敏指出，由中央财政支持、中央政府统一管理维护的国家公园模式，应该是我国公共景点的发展方向。在没有制定《国家公园法》的过渡期，可以选择大约100个最具代表性的景区，列入国家公园预备清单，明确授权地方政府暂时托管，确立以“合理成本+合理利润”为原则的门票定价机制，并向全社会定期公布经过第三方审核的景点财务情况。

　　吴必虎强调，想要彻底解决公共景点降价与免费的问题，就要打破地方利益集团对一些公共景点的挟持，这就需要由中央政府而非地方政府，来对一些公益性特别强的景点进行直接管理、维护，并由中央财政承担相应成本。此外，媒体与公众也应该成为公共景点改革的推动者，负责任地履行自己的监督权。

　　调查中，53.6%的人建议，公共景点的管理、维护应列入国家预算，防止出现地方利益集团，53.4%的人认为公共景点应该公开收费情况与运营成本，51.3%的人表示应该为公共景点免费立法，45.0%的人期待政府出台明确、具体的公共景点免费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