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年前,一位武汉客车厂的工人老师傅手里举着一张房号,背景是一幢刚刚竣工的住宅,图片上的说明是:这位等了十几年的工人,终于分到了一套49平方米的住房。这一年,刚好是中国房改启动的年份。
21年后,还是在武汉,当《21世纪经济报道》一位记者前去调查经济适用房“六连号”事件的余波时,这座城市的经适房房号已经在黑市炒到了8万元。
很难用“计划”和“市场”这样的不同历史背景和角度,去解释房号这个死而复生的楼市怪物。但有一点可以说明,房号的卷土重来,显然是中国楼市的莫大羞耻。这种羞耻,不单单源于权力在房地产领域的紧俏交换,而是表明这个号称最有保障性质的民享产品里,公共住房的民生指标正被当作黑市交易的“遮羞布”。毕竟20年前的房号还属无偿分配,而20年后的房票却可明目张胆地兜售到8万,约等于20年前一间100平方米的房价。
1988年房改以来,从“国八条”到“国N条”,国家替房地业出台的文件大概都可排上几公里队,而民间,也替房地产创造了如同“房奴”、“拐点”那样的热词。为什么21年过去了,我们仍无法让房号这个牛皮癣退出历史舞台?
有房号,就说明现有的经济适用房政策还有威权不排队的空隙,还有手拿遥控器的摇号黑客。正如人们在网上热议那样,那些好面相、被异化了的好户型、大开间的经适房,或许在其出生前,就已经从规划、国土、设计、建筑、资源分配上,领到了它的“特权准生证”。这就像高考违规加分一样,早被那些利害关系部门盯上了。否则,怎么在这条利益链条里会趴着那么多“号贩子”?
有房号,就说明一些国家机关、国有大企业利用“小金库”盖出的经济适用房,户型有可能让美国人都羡慕。在这样一张特殊的“房号”里,什么都可能是公家替你装修好的,就连锅碗瓢盆都替你操心到了。如前几日一个国家机关网站,一不小心透露了一个秘密,一间厕所花出上百万。且这些团购产品,人家早就觊觎好了规划、地段和溢价,自然会替日后的“售”或“租”准备了一条好退路。这类比商品房还昂贵的“奢侈经适房”,想必在市场上,你就想买“房号”连个影子都见不到。
有房号,更能说明经济适用房存在的三六九等。因为在这样的交易和交换下,民众的居住权利都被贴上了待出售的“标签”。比如:买通街道的初审有标价,买通户籍警迁户的有标的;孝敬摇号负责人的更有底价。如你不想加入这个游戏。那就到六环以外找住处吧。那里有户型面积小、公摊不满意、没多少设计含量的经适房;那里有早晨像“挤城”、晚上像“死城”的经适房;那里更有五公里方圆找不到医院、幼儿园、小学的经适房。
更可怕的是,当房号不在黑市以现金交易,而是作为开发商与公权力之间的交易,那么,我们的土地,我们的规划,我们的建筑和我们的容积率,就可能变成了掮客们的另一种砝码。(作者为中国房地产报副总编辑兼执行主编 胡安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