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石仲泉

　　从真理标准讨论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到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认识；从改革到深化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中国的改革开放经历了哪些重大历史事件，出台了哪些纲领性文件？在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和纲领性文件产生的过程中，总设计师邓小平作出了哪些重大历史突破？对我们又有哪些启示？本刊记者专访了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会会长、著名党史专家石仲泉。

　　邓小平对改革开放的巨大贡献

　　记者：谈到改革开放，不能不说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可以说，没有邓小平就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首先请您谈谈邓小平对改革开放的巨大贡献。

　　石仲泉：这个问题提得好！谈改革开放，我们首先要肯定毛泽东为新中国成立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奠定的基础。当然，更要看到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的丰功伟绩。我认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十大贡献。

　　第一，支持和领导真理标准的讨论。粉碎“四人帮”之后，1977年2月，开始宣传“两个凡是”。随后，邓小平多次表态反对“两个凡是”。这是真理标准讨论最早的声音。一年多后的1978年5月，报刊媒体上开展了真理标准的群众性讨论。邓小平又多次表态支持并领导了这场大讨论。没有邓小平的支持和领导，这场讨论就会被扼杀在摇篮里。

　　第二，主持起草“历史决议”。决议起草最大的问题是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党中央认为，无论如何不能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就否定了中国共产党，也就否定了社会主义。为此，邓小平作了十几次谈话。他指出，这个问题写不好，宁可不做。他的话，说得斩钉截铁。

　　第三，提出“三大改革政策”。一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最后走向共同富裕。二是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这是一大创造。没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改革就不能取得成功。三是建设经济特区。先是赞同设立经济特区，让“特区”去闯，去试验。为了支持特区发展，1984年和1992年，小平同志两次视察，终于让特区建设杀出一条血路。

　　第四，推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这个讲话实际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党的建设纲领。我们党的思想建党源于古田会议决议，而制度治党是从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出发的。

　　第五，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邓小平从中国的国力和国情出发，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在此基础上提出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随后提出了“三步走”发展战略，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路线和发展战略。

　　第六，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后来将这个思想应用到“两个文明”建设，指出只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第七，引入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马克思没有讲过。邓小平破天荒地认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谁利用它，它就为谁服务，市场经济可以跟资本主义相结合，也可以跟社会主义相结合。它与社会主义结合，就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无所谓姓资姓社，说得直白点，它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第八，提出“一国两制”构想。一个国家搞两种制度，是一个开创性设想，其他国家没有搞过。毛泽东和周恩来虽然有过初步设想，但没有提出这个概念。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并在香港澳门实现了，这是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决策。

　　第九，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我们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要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提出 “两个转变”的外交思想，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改变了过去奉行的“一条线”战略，确立了中国作为一个和平、稳定、发展的亚洲大国地位，并指明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自处之道。

　　第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在改革开放中，邓小平十分注重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他最大的贡献就是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提出“实事求是”四个字，邓小平加上“解放思想”，变成了八个字。我认为，解放思想就是动态的实事求是，因为客观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解放思想就是要使主观认识符合不断变化的客观事物。这就是实事求是的要求。所以，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不是两回事，解放思想可视为动态的实事求是。

　　“历史决议”是中国道路的定海神针

　　记者：您参加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既是决议的起草者和参与者，也是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者。您觉得这个历史决议对于我们走改革开放道路起到什么作用？

　　石仲泉：对于历史决议，邓小平作了十几次谈话。他提出，毛主席晚年犯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但这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与他所建立的丰功伟绩相比较，这是第二位的。他功大于过。如果没有毛主席的领导，我们可能还会在黑暗中摸索。作决议，最重要的是肯定毛主席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

　　我们起草的初稿有五万多字，很像学术文章。简明的论断较少，读起来沉闷，毛主席的地位也不突出、不鲜明。小平同志不满意。后来，陈云同志出了个好主意，回溯建党以来的历史发展过程，就把毛主席的地位凸显出来了。谁来写这一段？乔木同志就把胡绳请来了。他是近代史大家，只有他来才能在较短时间将稿子赶出来。胡绳同志写的回顾新中国成立前28年那段历史，彰显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我是参与写建国后10年那段历史的。龚育之是我们的负责人。整个稿子由乔木同志统改。他逐字逐句进行修改，有的地方基本上是他重写。改完之后，他病了一场，真是呕心沥血。可以说小平同志是历史决议的总设计师，乔木同志是总工程师。没有小平同志，历史决议不可能有这样的政治格局和总体把握。没有乔木同志，历史决议也不可能在总体上有这样的严谨文字和科学论断。历史决议起草小组是1979年10月成立的。前后历经20个月。1981年6月底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最终一致通过了这个两万八千多字的决议。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理论

　　记者：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改革开放四十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取得新的发展，在毛泽东思想之后先后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党的新指导思想。经过十八大以来五年的砥砺奋进，又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请您谈谈改革开放四十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

　　石仲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始终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改革的实践相结合，先后创立了一个又一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发端于邓小平理论。它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紧紧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准确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指导我们党制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科学水平。邓小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党的十五大明确指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邓小平理论之后，就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是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的深化，以及长期积累的治党治国宝贵经验的深刻总结。这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大理论创新。

　　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根据新的发展要求，深刻认识和回答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发展理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党和国家事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和人民的获得感显著提升，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顺应时代发展，又与我们党以往的指导思想一脉相承，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它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的时代课题，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的新飞跃，开拓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境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最鲜活的马克思主义。它是我们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征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共产党是勇于自我革命的政党

　　记者：中国共产党是勇于自我革命的政党。作为著名的党史专家，请您谈谈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历次自我革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自我革命。

　　石仲泉：我们党是勇于自我革命的政党。在党的近百年历史上，有这样几次重大政治决策、重大政治活动，对实现党的自我革命具有重大意义，对党的历史产生深刻影响。这就是：八七会议、遵义会议、延安整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全面从严治党，更是新时代新的伟大自我革命。下面我着重谈谈改革开放以来党的自我革命。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实现了从“两个凡是”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到全面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全会还充分肯定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及以前的“左”倾错误，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这些都标志着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1981年制定的历史决议明确指出：“我们党敢于正视和纠正自己的错误，有决心有能力防止重犯过去那样严重的错误。”所以说，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是我们党的历史上又一次具有伟大自我革命意义的重大政治活动。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全面从严治党，开启了新时代新的伟大自我革命。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从此，形成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四个全面”布局中，“全面从严治党”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为党是领导一切的，党的建设是贯穿各个领域的，只有把党管好、治好，各项工作才能做好。全面从严治党事关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展示出我们党新的伟大自我革命的历史担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兴党强党，就必须以勇于自我革命精神打造和锤炼自己。只有努力在革故鼎新、守正出新中实现自身跨越，才能不断给党和人民事业注入生机活力。”不断勇于自我革命，是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的重要法宝。为了始终保持中国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忘初心，实现肩负的崇高使命，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是一场深刻革命。改革开放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您如何看待改革是一场深刻革命？

　　石仲泉：改革开放使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变化丝毫不亚于革命战争使我们国家发生的变化。革命斗争使我们的国家站起来了，改革开放使我们的国家富起来了，全面深化改革又将使我们国家走向强起来。说改革是一场深刻革命，这里讲的“革命”是转意的，不是本意的。本意的革命是阶级斗争，是政治暴动。说改革是一场深刻革命，是在说明它的变化之巨大，之剧烈。这是在引申意义上使用的。它虽然有斗争性，但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所以，讲革命不要与阶级斗争画等号。现在讲改革是一场深刻革命，丝毫不意味着重提阶级斗争为纲，尽管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但它已不是主要矛盾了。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是在法制和法治的框架内进行的。我们应当与时俱进，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和历史发展的主旋律，来认识和对待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不能用习惯性的思维定势来看待现实社会生活中出现的这样那样的问题。

　　“主要矛盾转化论”是理论认识的“松绑”

　　记者：您认为党的十九大报告的亮点之一就在于它解开了过去思想认识上的一个“死结”，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与对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松绑”了。请您谈谈“松绑”的意义。

　　石仲泉：自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这个论断以来，每次党代会都强调这个基本国情没有变。党的十五大和十九大还对此作了重要论述。为什么要强调这个问题？这决不是无的放矢。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人民生活的需要在不断变化。过去对主要矛盾的表述与实际情况不适应了，而且距离不小。现在不是不能满足需要的问题，而是在许多方面出现了产能过剩、好多物资供大于求，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需要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问题。因此，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究竟如何认识和表述，不少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党中央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在起草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和十八大报告过程中，曾有人提议修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那时没有改，认为这涉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判断。如果改了，对初级阶段的国情判断要不要改？那时是将两者捆在一起考虑的。这又涉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要不要改的问题。把握不好，会犯大错误。

　　十九大报告的亮点之一，就在于它解开了过去思想认识上的一个“死结”，不再将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与对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紧紧地捆在一起，所以说是“松绑”了。党中央只改对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不改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的论断。这是思想的一大解放，也是理论认识上具有创新性的突破，符合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实际情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这是我们国家进入新时代后继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石。只要能坚定不移地“牢牢把握”“牢牢立足”和“牢牢坚持”，那么到本世纪中叶新中国百年诞辰时，就一定能够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要处理好“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党中央更加注重对改革的顶层设计。您如何看待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二者之间的关系？

　　石仲泉：习近平同志带领我们进行的包括全面深化改革在内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的继续和深化。这说明改革开放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节点，要啃硬骨头，要涉险滩，要解决此前没有解决过的一些历史难题。原先我们注重摸着石头过河，现在我们为什么要注重顶层设计？因为现在我们经验丰富了，有些问题看得比较清楚了，站得高就可以看得远。改革开放初期没有经验，比如建设特区有好多问题看不清楚，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嘛。摸着石头过河是实践出真知，是实践论观点。有些人贬损它，只能说明他们太不了解中国国情、太不了解实践论了。这是另一种偏执。顶层设计是对实践经验的高度总结，能够更长远地看到某些问题，是从战略上看问题和解决问题，但是它的基石是摸着石头过河积累的经验。否则，那种顶层设计只能带来严重后果。二者是实践论的认识论在不同层面的表述。摸着石头过河和顶层设计都要符合基本国情。不符合基本国情，摸着石头过河就会出问题。摸着石头过河就是要使党的方针政策符合基本国情，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符合基本国情的顶层设计，那就是空论误国，会出大问题。如苏联的500天休克疗法就是一个反面例证。因此，摸着石头过河和顶层设计不能对立起来，一定要结合好。我们既不能只要摸着石头过河，不要顶层设计；也不能只要顶层设计，不要摸着石头过河。

　　记者：党的十九大以来，改革力度之大、速度之快，势如破竹。您怎么看当前改革中干部的担当问题？

　　石仲泉：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加大对改革的顶层设计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成立了若干领导小组，出台了许多关于顶层设计的改革方案。这些改革方案经过长期的调查研究和反复酝酿，抓住了关键点。下一步重要的是把设计变成创造性的实践。现在有些领导干部对中央精神贯彻上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上下一般粗。中央怎么说，包括县级单位乃至乡镇也照搬照抄，原封不动地讲，不能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去把它细化，更不要说创造性发展。我们对上级的指示、方针政策要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但不能当传达室和收发室，一定要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加以消化、具体化，使它符合本地实际，让广大群众满意。我们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吗？同样地，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也要跟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光有马克思主义，没有中国实践不行。光有中央指示，没有符合本地实际情况的具体措施也不行。我们现在许多地方党政一把手缺乏这个经验。这就涉及担当和作为的问题、涉及干部的选拔问题。现在为什么讲新担当、新作为？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解决“一般粗”的问题。

　　记者：党中央会在今年隆重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您对未来的改革开放有哪些期许？

　　石仲泉：我认为党中央还会进一步解放思想。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够全面深化改革，才能统筹推进“五位一体”发展总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大放光彩。解放思想是原动力，只有解放思想才会进一步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在改革开放的大道上越走越宽广。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也不能关上，而会越开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