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龙华碑》　　局部拓片

　　博兴县博物馆镇馆之宝——龙华碑

　　在博兴县博物馆，龙华碑堪称该馆“镇馆之宝”。它是到馆客人停留欣赏最久的文物。不仅如此，建于隋朝大业年间的龙华碑自清代道光年间出土，已为诸多名人、书刊所作考证记录。在众多的文史资料里，都记载着龙华碑具有极高的雕刻、书法、佛教与历史资料研究价值。

　　隋朝是我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时期，其政治经济特别是文化呈现出独特的风貌，但因为期甚短，留下的可资考证的历史文物却为数甚少。龙华碑，被许多学者称为是研究隋朝历史文化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物。

　　龙华碑为隋朝龙华塔建塔碑记

　　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博兴县城东北十公里处的陈户镇崇德、张官、冯吴、赵楼村附近，出土了大量的铜、陶、石佛造像，其成像时间最早的是北魏太和二年（478年）。据史料记载和文物考证，这里即是龙华寺遗址。

　　北魏时期，龙华寺香火极盛，后毁于北周武帝灭佛。隋统一全国后，佛教被奉为国教，乃重修龙华寺，并于大业四年（608年）修建龙华塔，龙华碑就是建塔碑记。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博兴县志》载：“龙华寺在城东北二十里崇德社。隋时敕建也，有半截碑，篆额曰‘奉为高祖文皇帝敬造龙华碑’”，说明当时已是残碑。后又埋于地下，直至民国十二年复出。

　　解放前夕，龙华碑曾被当做石料用于黄河防汛，后被截回置于原处，直到1952年才运到博兴县文化馆，后因馆址变更又为草垛覆盖，反而因祸得福，免遭“十年浩劫”之难。1979年藏博兴县图书馆，后移至博兴县博物馆。

　　2002年5月，博兴县博物馆开馆，龙华碑公开展出，引起了国内外考古、碑林、书法、美学各方面诸多专家的高度重视。

　　集精湛雕塑、绘画、书法艺术于一体

　　龙华碑为螭首竖式，分为首、身、座三部分（座佚失），形制宏丰。集雕塑、绘画、书法于一体。碑额刻工精美，高97厘米、最宽处124厘米、厚20厘米，采用长方立轴弹性对称，用360度圆雕技法刻四龙盘绕之形。正面两龙的颈部有一宽带，宽带上饰回纹与斜线三角形。宽带上、下各有一阴线玄纹。上玄纹承托火焰宝珠，宝珠径为3.5厘米，通高11.5厘米。左右两端同。站立的两腿爪粗壮劲健有力，总高34厘米，腿上有两结节，分别在22厘米、14厘米处。左右两边同。正中间深浮雕两弧组成圭首尖部，尖部两侧各刻一对称卷云纹，之上两强健之爪自然托起宝珠，宝珠之上有对称的螺旋形焰火纹，通高约21厘米，宽约13厘米。在盘绕之形的阳部雕着螺旋形焰火，有的焰火超出龙身飞向空中。阴线刻龙鳞与腹纹，鳞片的大小、疏密设计巧妙。侧看每边二龙四只角，各长35厘米（惜下残15厘米）。四龙刻12爪，正、背各藏2爪。碑额中间圭首形平面，高57、宽36厘米。上端三角处刻变化莲纹组成的舍利塔刹图案，高9厘米、呈尖首形。其下平面的长方形部分被介格平均分为3行12字，章法纵式，阳刻飞白篆书“奉为高祖文皇帝敬造龙华碑”。碑身残高143、宽106、厚18.5厘米。碑文正文27行，行存50字，字径高约3厘米，宽约2.7厘米，可读字1242个。正文之后，有小字题名11行，字径约2厘米，残存字329个，计1571字，皆为楷书。“以铭词转韵计之，疑每行73字”。若按此推测龙华碑残前总共有2200余字。碑身当高210厘米，通高应是300余厘米（不包括座）。

　　龙华碑书法开启唐初楷法之先河

　　我市著名书法家张振国先生在其撰写的《隋龙华碑》中指出：龙华碑虽残，但尚存1300余字，而且此碑晚出，字迹宛如新刻，实为存世隋碑珍品。额字篆书，参以隶、草笔法，偶杂以楷书折法，用笔又作飞白，为额文中所鲜见。碑文楷书，结构严谨，字貌端庄秀丽，挺拔劲健。字形长方，章法采用纵势，用笔转折自如，随字异形，时呈秀逸之姿。其结体也已不象魏碑那样匀整、拘谨、板滞，而是注重了虚实参差的交错变化。如“日”、“月”短横都是左实右虚。方框结构的四周也注意了开合，使四周空问互借，气息流通。如“口”字上宽下窄与唐楷接近，可谓新体异态。隋僧智果正是在这种孕育着初唐楷书的历史背景下，提出了“问合间开”和“潜虚半腹”的结体理论。

　　张振国先生指出，此碑用笔以方为主，方圆相间。撇捺舒展，点画则采用转顿。横画起笔轻入，收则藏锋。撇画近收笔处弯度加大且上挑。捺画近收笔处缓转圆润。钩划收笔，不是径直向上挑钩，而是经过顿、转，然后折笔挑。折画则是提、按、挫，然后折行笔。所有这些都开启初唐楷法之先河。唐人书中，褚遂良、薛稷一路，与此碑尤为接近。纵观全碑，其书法成就可与开皇六年龙藏寺碑相颉颃，而其秀逸处似犹过之。

　　碑文多为歌功颂德之词

　　龙华碑碑额题名“奉为高祖文皇帝敬造龙华碑”，碑文：“高祖文皇帝揖让受终，理形统象”（第8行），而“高祖”“文皇帝”是杨坚的庙号、谥号，而“仁寿”是杨坚在位的最后一个年号，表明碑的刻立是在隋文帝杨坚仁寿四年（604 年）驾崩后，而不应是杨坚在位的“仁寿三年”。隋炀帝继位之后年号便是大业，《隋书》卷三《帝纪·炀帝》上中，仅有一道大业三年六月丁亥为杨坚树碑立传、歌功颂德的诏书。从诏书中可以看出，他歌颂了文帝的“丰功伟绩”之后，要为文帝别建庙宇，以彰文帝“巍巍之德”，以表其“蒸蒸之怀”。

　　龙华碑碑文，虽为残文，但按骈文的语言结构特点，以句读点断，也大多成句成文。该碑属功德碑类，按这类碑的文体常识推，其内容无非是勒碑的理由——立碑对象的功德，立碑的过程，立碑者简介及其为立碑作出的贡献。

　　博兴县博物馆李广英对《龙华碑》的残文，反复研究，认为：碑文1—6行，大意是乾坤初始，性灵殊异，佛来济苍生，时尊时灭，而致“光亏日月，气混阴阳”；7—10行，高祖文皇帝平定天下后，“下协兆民之欲，傍欢万国之情”，虽日理万机，却“偏注三乘”，大尊佛教，佛教得以兴盛；11—14行，有德望的人们“磬意竭心，同植来因，俱修后果”，“穷心法路”，在古龙华道场上“争修盛业，营其故基”；15—17行，描述寺和塔雄伟华丽；18—23行，参与其事的人都是有名望的人，贡献很大，所谓“功成不朽，道济无间，显着当今，连延后代，若非金石，何以记焉”，于是铭石以记。

　　龙华碑之建毁隐含一段跌宕历史

　　本版文字邱芹搜集整理

　　关于龙华碑的建碑之年，有“仁寿三年”与“大业四年”之争。近年来“大业四年”之说为诸多学者所鼎力支持。而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王海波撰写《龙华碑的建毁看博兴佛教的兴衰》一文，则给与更多历史细节性的确凿说明，证实龙华碑为大业三年刻立，从中也反映出一段曲折的历史故事。

　　龙华碑碑文里提到“晋王府记室参军师”，其人，实指隋代名臣、大政治家高颎的次子高德弘。高颎是隋朝第一任宰相，他还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李世民高度评价隋的盛衰全系高颎一身，比之管仲、诸葛。高德弘是晋王（即后来的隋炀帝）府记室，是杨广的幕僚，封应国公。从碑文上看，高弘德直接参与了造塔工事，曾亲自到古塔基址考察，捐献了不少财宝。从碑文缺失的“其人也”上文，联系下文“难兄难弟”，似指高颎的长子高盛道也参与了最初的建塔谋划和捐助功德。高盛道时任莒州刺史，莒州时治青州南，毗邻青州。

　　作为前朝重臣，高颎功高震主，曾支持亲家太子杨勇，反对文帝废太子立晋王之议，杨广忌之。高颎晚年对杨广不惜民力，征讨高丽和开拓运河多有牢骚。隋炀帝终于在大业三年（607）八月，以“谤讪朝政”的莫须有罪名将高颎赐死。有不少朝臣和他的儿子们都受到牵连。高颎之死天下震动，反响强烈。这一年废莒州，可能与其长子高盛道发配柳城(今新疆鄯善)有关。高颎的第三子高表仁是废太子杨勇的女婿，被发配到蜀郡（四川成都）。高德弘如何处分隋书没有交待。王海波推定：龙华碑文当刻于大业三年四月至八月之间。

　　1976年龙华寺遗址新出土了一块“大业四年”的残碑，存文有“龙华”、“塔毕”、“大业四年”等文字。有学者据此推测龙华碑之立也在大业四年，或说新发现的残碑就是“大业四年修‘龙华塔’碑”，都不对。新出“大业四年”残碑是一块造像碑，而不是塔铭。如果说大业四年塔建成而造龙华碑，碑文是绝对不敢颂扬罪臣功德的。

　　“龙华碑”的断毁说明碑很可能还没有树立，得知高颎事件，立即将碑砸毁掩埋了。参与造碑功德的僧俗也凿去了自己的姓名，以避祸株。正因为这一原因，残碑长埋地下，字迹宛如新刻。观察碑阴、碑侧，均无刻文，特别是碑阴预留的圭形碑额也没有题字，碑文中没有出现撰写人和题刻时间等，恰恰证明了这是一通还没有完成的碑刻。